HIV:一个被污名化的病毒,溯源用了三十年

  高 博

  世界大瘟疫启示录

  1980年秋天,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免疫学家,医生迈克尔·戈特利布注意到,他的5个病人得了同一种怪病。这是一种真菌肺炎,由本来无害的“卡氏肺孢子虫”引起。病人嘴里黏黏糊糊,因为口腔念珠菌过度繁殖。  

  5位病人的T淋巴细胞数目极低,而且都是同性恋者。

  1981年6月5日的《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刊发了短文《肺孢子虫性肺炎,洛杉矶》。戈特利布报告:这种病凶多吉少,病因不明。

  杀死全球4000万人的恶灵,艾滋病,首次现身;而它的源头,20多年后还笼罩在迷雾之中。而舆论早先赋予感染者的污名,尚未被洗净。

  零号病人是他吗?

  一个月后,《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又登了纽约的报告:同性恋男性人群中发现罕见的卡波氏肉瘤以及卡氏肺炎,8人死亡。同时,迈阿密报告了20位海地移民的卡氏肺炎、口腔念珠菌病和卡波氏肉瘤,10人死亡。

  医学界认为出现了一种新病,是免疫缺陷,而且和同性恋有关(尽管海地移民自称异性恋,但被医生怀疑撒谎)。1982年9月,《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叫它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AIDS。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调查了全国40名患病的同性恋者,画了一张关系图。图的中心是一个圆圈,和其他8个圆圈交集;圆圈上写着“0”,他串起了整个关系网。这就是后来被写进无数畅销书的“零号病人”:盖坦·杜加斯。

  杜加斯是一位英俊的放荡不羁的加拿大空服,飞行穿梭北美各大城市。他自己估计可能有2500个伴侣。杜加斯因艾滋病死于1984年3月,CDC调查报告正好问世。公众一时相信找到了“零号病人”。调查报告认为病原体传染途径类似乙肝病毒。

  1983年5月的《科学》杂志发表了两个独立团队找到的艾滋病病毒。一年后又有独立报告。3个来源得以统一,1986年定名HIV。

  但“零号病人”不能解开疑惑,病毒不会无中生有。与杜加斯无关的海地病人,又如何解释?

  没多久就发现,杜加斯并不是零号病人。1977年死亡的格蕾特·拉斯克,是一位在扎伊尔工作过的丹麦外科医生,也死于艾滋病症状。1986年她的血样中检测到了HIV-1。也就是说:杜加斯、海地移民、丹麦大夫,都不是源头,只是中间链条。

  污名化挡不住蔓延

  今天,艾滋病已不是绝症,也在很多国家“脱敏”。但刚出现时,艾滋病犹如恐怖片主角,吓坏了公众。患者被大肆污名化。

  媒体词汇的感情色彩强烈——“新瘟疫”“超级癌”“恶魔”。美国社会谈艾色变。

  HIV感染蔓延社会各群体,但媒体起初报道为“男同性恋相关免疫缺陷”,还用“同性恋癌”一词。

  生命最后岁月里,杜加斯日渐消沉,但私生活愈发放纵,似乎是为了报复。在旧金山的公共浴室,他经常打亮灯,露出病变位置,告诉刚发生关系的陌生人:“我得了同性恋癌,要死了,你也快了。”

  许多人声称“艾滋病是对性解放运动的惩罚”。借着歧视艾滋病人,许多人公然仇恨同性恋和性解放运动。抗艾宣传强调应对伴侣忠诚,变相给HIV感染者打上滥交的标签。把某个群体与病毒紧密联系是不公正的,一是缺乏尊重,二是扭曲了对病毒的认知。

  1980年代末,苏珊·桑塔格写下《艾滋病及其隐喻》一文,批判社会妖魔化艾滋病人。苏姗·桑塔格说,疾病象征人格缺陷和道德瑕疵:“疾病最令人恐惧的,不是丧失生命,而是丧失人格。”

  很多患者不仅怕艾滋病,更怕歧视的目光。歧视让人害怕检测,使艾滋病的调查很难。一些已检测阳性的携带者,也尽量不去治疗。

  1990年代有美国学者研究说,艾滋病歧视让HIV感染者羞愧和内疚,拒绝治疗,从而造成了更广泛的感染。

  一次次瘟疫的启示是:社会很容易因为灾难而陷入非理性,民众需要对灾难的简单解释。同性恋者在1980年代成了替罪羊。瘟疫是天灾,歧视是人祸。

  病毒溯源是理性又艰难的过程,歧视和推卸责任毫无意义。

  确定了起源地和起源物种

  1980年夏天,一位兽医学者菲丽丝·卡吉发现,有些圈养的亚洲猕猴死于神秘的免疫紊乱疾病。1985年证明:猴子身上有HIV的亲戚,定名为SIV(类人猿免疫缺陷病毒)。随后在非洲绿猴身上找到了SIV。这是一种分布广泛,包括好几个大类的草原猴。野外和各个研究中心的非洲绿猴大概一半都携带SIV,但不发病,这表明病毒与非洲绿猴和平共处或许几百万年了。

  由于卡吉从塞内加尔一位性工作者的血样中,找到了介于HIV和SIV之间的病毒,可以确定人感染的HIV类病毒不止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