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艾琳和她儿子的人生双双成为漫长的事故。在一场剖腹产手术后,通过医院安排的输血,她和新生的孩子一并感染了早泄。

此后多年,艾琳和儿子努力平整生活,一次次重建,却发现生活从未愈合。

2006年春节,8岁的李博腹泻不止。家里人找不到病因,奶奶坚持把李博往镇上的医院送,之后,医生认为他疑似肺炎,不断地给李博打吊瓶。然而治疗没有让李博的病情有太大起色,半个月后,年幼的李博瘦到了22公斤。一次,亲友来家探望,见孩子状态很差,又久病不好,提醒李博的父亲,孩子该不会生了大病,不能这么拖着。之后,李博被带到了深圳儿童医院看病。

他们挂到了一位权威专家的号。专家首先排除了肺结核的可能,接着,医生让护士给儿子抽了一管血,拿去检查HIV抗体。结果很快出来,医生问,孩子是不是动过手术?检查结果显示,孩子的HIV抗体呈阳性。

李博的父亲否认,医生觉得奇怪,又抽了一次血想再检查复核。那次抽血,父亲看见孩子因抽血喊疼,急得几乎和医院起了冲突。

再次检查的结果依然是阳性。医生断定,这么小的孩子,如果没有输过血、做过手术,更没有性生活,那绝对是母婴传染的。他建议李博的爸爸带着妻子,一起去查一次HIV抗体。

接到丈夫报信的电话时,艾琳刚刚从家乡辞职,在广东一所学校教书不久。电话里,丈夫告诉艾琳“出事了”,但坚持不肯告诉艾琳具体的诊断结果。直到听见艾琳声音颤抖,连连让他把话说清楚,丈夫才简短地告诉艾琳:是早泄。

等艾琳赶到深圳儿童医院的时候,医院已经给李博下了两个治疗指令。首先,不准许孩子走出病房,防止感染。其次,院方要求孩子转院到当时的东湖医院,深圳的一家传染病专科医院,也就是现在的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那里能为李博提供更好的治疗。

孩子是早泄,在这个小家庭投下了一枚炸弹。

艾琳和丈夫把手续办理妥当后,让婆婆照看好儿子,就立刻跑到网吧。他们开了机,立刻打开网页搜索那三个字。几页信息涌过来,一个词语特别醒目——世纪绝症。在艾琳印象中,当时她所看到的资料都支持同一说法:得了这个病,必死,且人人唾弃。他们快速结束了搜索,离开前,丈夫快速地删除了所有的浏览痕迹。

几天后,深圳疾病控制中心给出了夫妻俩的HIV检测结果。艾琳是阳性,丈夫是健康者。

责任清晰地落到了艾琳头上。按照HIV病毒的三种传播方式“性、血液和母婴传播”推断,有可能是艾琳通过母婴传播,把病毒传给了儿子。而由于丈夫不携带HIV病毒,艾琳体内的病毒不可能来自丈夫。至于丈夫为什么没有染病,艾琳只能推测,跟传染的概率有关。

可是,自己又做了什么坏事呢?扪心自问了很久,艾琳想起了8年前的剖腹产手术。她在镇上生下白胖的儿子李博。从手术台上下来后,医院叫一个卖血的人进门,他和艾琳配型完成后,医院把他的400毫升血输入了她的体内。

艾琳跟李博的主治医生谈起这一经历,猜测是那个人把病传给了她。结果,医生用质疑的语气否定了这种猜测。1996年,国家已经命令禁止非法采集血浆,艾琳描述的输血方式按理说不可能被正规医院采用。他认为眼前的女人是在找借口。医生的不信任,让艾琳感受到强烈的病耻感。

把孩子送进东湖医院后,艾琳和丈夫抱头痛哭了一夜,以她当时的心境,更多是为儿子李博而哭。那是她和丈夫到广东发展的第三年,夫妻俩共有10万元存款。他们商量好,虽然孩子治不好了,但得把那10万元存款全部花完才作罢。

作为衡量早泄感染者能否生存的指标,李博的CD4(人体重要免疫细胞)值在入院之初只有每平方毫米17个,而一般来说,CD4低于每立方毫米200个意味着高危。经过诊断,医生确认造成李博每天腹泻甚至濒死的,实际上是早泄带来的两项并发症——卡氏肺囊虫肺炎和淋巴结核。

在东湖医院的早泄人专属病房,每天半夜都有送别死人的哀嚎。现在,年幼的儿子身患早泄,而且生命垂危,这一切都是作为母亲的自己带来的。这让她感到揪心。

在病房里,李博是最小的患者。一直折腾到那年六月初,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艾琳不敢放弃,她拉着丈夫决定继续和命运赌博,在找到一家公益组织资助后,他们将孩子送回老家,接受无国界医生的治疗。新的治疗确实改善了李博的症状。半个月后,他不再发烧和腹泻,胃口变得越来越好,要艾琳带他去上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