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班上一名旅客在通过入境检疫通道时,被体温监测仪探测到发热。海关卫生检疫人员引导该旅客至医学排查室。实验室快速检测结果显示,该旅客X病毒阳性。

  机场海关立即启动口岸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向银川市卫生健康部门通报信息。随后,海关工作人员初步确定该旅客的密切接触者名单,登记密切接触者的个人信息和联系方式。

  卫生健康部门接到海关通报后,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和同级政府;疾控人员到达机场核实疫情,旅客相关标本送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中国疾控中心”)复核;传染病专用救护车抵达机场,将感染者和家人送往医院……

  这不是科幻电影中的场景,而是2019年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演练中的片段。这次演练通过模拟突发急性传染病突然传入中国的情景,对我国卫生应急体系进行“全面体检”。

  这是“非典”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演练。

  2003年的“非典”——那场夺取了众多生命的大疫情,像一道“分水岭”,影响至今。中国卫生应急体系建设由此发端,并在此后十多年间快速成长,日渐完善。

  如果“非典”重来一次,我们准备好了吗?

  看不见的敌人

  只有在电子显微镜下才会现形的微生物,尤其是病毒,是人类看不见的敌人。

  它们以不断进化的自我繁殖方式,逃脱人的免疫系统,致人感染发病,并在彻底击垮感染者之前不断进化,与时间赛跑,寻找新的宿主。

  流感病毒、SARS(非典型肺炎)病毒、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埃博拉病毒……人类与病毒的抗争从未停止,病毒引发的疫情一定会来,但什么时候、以何种形式,难以预料。

  16年前,SARS疫情就是这样突如其来,给了人们沉重一击。2003年春天,SARS自中国广东肇始,随后一路北上,在北京集中暴发。

  回首往事,不少亲历者对“满城尽是口罩人”的画面记忆犹新,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应急办公室主任许树强更是历历在目。当时,他担任副院长的中日友好医院被划为专门收治“非典”患者的定点医院,他曾在抗击“非典”的前线,和SARS病毒短兵相接。

  疫情肆虐的初期,从政府到医疗机构,处于被动应对。医护人员的防护装备只有口罩、帽子充足,目镜、拖鞋、隔离衣短缺,也没有防护服,工作时眼睛、耳朵等都暴露在外。工作分区也较为简单,消毒设施简陋。一段时期后,各项医疗防护装备才逐步齐全。

  官方权威信息缺席,流言四起。恐慌在人群中蔓延,货架上的板蓝根、食醋、口罩被抢购一空。

  “应急准备、资源调配、新闻发布,都存在不少的问题。”如今回想起来,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组长闪淳昌毫不讳言“非典”应对中政府暴露出的不足。

  在他看来,当时中国政府缺少系统应对突发传染病疫情的准备和经验,“我们没有丝毫准备,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突如其来的疫情。”

  各部门也缺乏配合与协调沟通,“中央和地方、医疗机构之间互不通气,感染病人的数字都统计不上来。”

  在当时,政府因未及时公开“非典”疫情信息而饱受诟病。闪淳昌坦言,“非典”初期,信息的确不够公开透明,除了拿不到真实统计数据的客观原因外,政府也缺乏公开透明的意识,“当时没想到要把突发事件的真实情况及时、如实地向社会通报。”

  生死时速

  此后多年间,许树强一再经历这样的危机时刻,但情景早已今非昔比。

  2016年美洲暴发寨卡疫情。这种主要通过伊蚊叮咬感染的病毒,尚无疫苗可预防,患者感染后会出现皮疹、发热,极少数重症患者有生命危险。2016年2月1日,我国先于WHO启动了由18个部门组成的应对寨卡病毒联防联控机制,做出防控工作部署,加强输入疫情监测,为疫情防控争取到了主动。

  2月7日,正是除夕夜,许树强的手机被此起彼伏的拜年短信轰炸。铃声响起,以为是一通寻常的拜年电话,但听筒里传出的急促语气让他紧张:江西发现一例疑似寨卡病毒感染病例。

  患者从寨卡病毒疫情发生国委内瑞拉旅行回国,返回江西老家。“这名患者公民意识很强,他入境时没有症状,回到家开始发烧,立马跑去医院,并告诉医生自己是从寨卡疫区回来的。”许树强回忆说。

  2月8日,患者相关标本被送至中国疾控中心复核检测。

  次日,患者确诊,这也是中国首例寨卡病毒病例。随后,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向社会公布疫情信息,并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

  与此同时,中国疾控中心和江西省卫生部门分别组织专家进行风险评估,认为此次输入病例引发传播并进一步扩散的风险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