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在我们的印象里可能还只是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书名,是纸上故事。现在它也是一个新闻消息。


据新京报报道,近日北京确认接诊鼠疫患者。11月12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2人经专家会诊,被诊断为肺鼠疫确诊病例。目前,患者已在北京市朝阳区相关医疗机构得到妥善救治,相关防控措施已落实。


回到历史长河里,鼠疫,好像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它是人类的身体灾难,而防疫和卫生制度是人类克服鼠疫的制度化。没有这一制度(包括传染病信息的汇报制度),在鼠疫面前,人类的身体更不堪一击。而防疫和卫生制度只是近代以来的产物。在晚清时期,一场局部鼠疫就像更早的欧洲一样会造成大量人员死亡。


19世纪后期,曾经一直被认为是云南省地方病的腺鼠疫在广东传播(后来认为源自中东的可能性更高),1894年在香港流行。在香港流行后,腺鼠疫波及上海、福建、台湾及其他中国沿海地区。传统中国的灾荒应对方法无以应对。


而在新旧方法交替之际,这场鼠疫也成为推动近代中国防疫和卫生制度化的事件之一。书评君摘编今年的新书《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回到近代中国,去回看当时不得不进行制度化革新的艰难和选择。


原文作者 | 饭岛涉


01

1894年鼠疫中的广东


腺鼠疫作为云南省的地方病,很早就为人所熟知。麦克尼尔曾认为云南的腺鼠疫被蒙古军队带到欧洲,引起了14世纪的鼠疫大流行。但就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麦克尼尔的说法并不妥当。


14世纪以后欧洲的鼠疫被认为源自中东的可能性较高,甚至连中世纪席卷欧洲的“黑死病”究竟是不是鼠疫也还存在疑问,欲判断19世纪后期之前,即认为传染病的病因在于细菌等致病微生物的细菌学说确立之前的某种疫病是何种疾病,是相当困难的。


《鼠疫与近代中国》, (日) 饭岛涉 著,朴彦 余新忠 姜滨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4月版


不过,我的研究对象,“19世纪起国际化的鼠疫”,则确定是鼠疫

(腺鼠疫)

无疑。鼠疫是由鼠疫杆菌所引起的急性传染病。腺鼠疫是由老鼠等啮齿类动物身上附着的跳蚤等通过吸食人的血液,将鼠疫杆菌传入人的体内而引发的疾病。而肺鼠疫通过飞沫也能传染。


1894年香港流行腺鼠疫后,很多细菌学家对此展开了调查研究,鼠疫杆菌被发现。而在1894年香港的腺鼠疫流行之前,广东省不少地区腺鼠疫已经出现。


广东省的地方志中留下了很多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各地发生腺鼠疫的记录。如《番禺县续志》记载:光绪十八年

(1892)

四月“鼠疫起”,《龙山乡志》亦载有光绪二十一年

(1895)

十月的鼠疫初作,并在按语中称:“鼠疫之作,先毙鼠而后毙人,故曰鼠疫。相传同治间

(1862—1874年)

,始于越南,延及广西,至光绪庚寅年,遂及高雷诸府。”


19世纪的广州,英国摄影师弗洛伊德(William Pryor Floyd)


1894年4月下旬,该传染病为鼠疫的消息由英国广州租界当局传达给港英政府,港英政府将娄逊医师和雷尼医师作为调查员派往广州。5月上旬,他们走访了广州的中国医院,目击了病人的大量死亡。根据中医医师的口述,鼠疫在广州被称作“核疫”,认为死者达到10万人。


上面的报告都显示了腺鼠疫对广州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不过,其对广州人造成的损害程度并不是等同划一的。腺鼠疫的受害者大部分是“住在密集而且简陋的房屋里”的下等阶层,而在沙面的外国租界里,当时并没有出现腺鼠疫。英国驻广州领事说:“广州的状态完全平静,外国人社会中见不到一个腺鼠疫患者。”


在1894年广州腺鼠疫流行期间,对腺鼠疫做出应对的主要是爱育堂等民间团体。传染病流行时,这种由民间团体做出应对的情况,在中国社会中是极为常见之事,善堂等民间团体、乡绅、会馆、公所等对清末地域秩序的形成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这种主要依靠民间团体来进行腺鼠疫防治的情况,也被认为对腺鼠疫应对不够充分。


02

1894年鼠疫中的香港


1894年5月,香港也出现腺鼠疫的流行。当医师在广州做过调查的医师回到香港时,香港也已有了腺鼠疫的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