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9日发布了第16批共10件指导性案例,其中,在指导案例82号:王碎永诉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泰世纪百货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以下简称“歌力思”案)中,最高院明确指出,当事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扰乱市场正当竞争秩序,恶意取得、行使商标权并主张他人侵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以构成权利滥用为由,判决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这是一起典型的恶意抢注案例,原告抢先注册了他人已投入商业使用但未及时注册的商标,然后以其注册商标权对在先使用人提起侵权之诉,索要高额赔偿,以商标维权名义谋取不正当利益。相比此前类似的案例,如“七色花”案、“优衣库”案等,法院一般判决拥有合法权益的在先使用人侵犯恶意抢注者的注册商标权,但不支持或仅部分支持恶意抢注者的赔偿请求。最高院此次在“歌力思”案中迈出了更大的步伐,作出了更坚决的结论,直接判决作为被告的在先使用人不构成侵权,作为原告的抢注者构成权利滥用,由此撤销一二审判决,通过对民事侵权抗辩的直接支持,实质性地否定了注册商标的效力。

那么,进一步而言,除了在实体上贯彻了“如果实质内容失去正当性,个人不能通过形式获利”的法谚精神,本案在程序上又有什么指导价值?换言之,最高院对抢注者构成权利滥用的定论,是否相当于直接否认了其注册商标权?从而起到了撤销该商标的效果?之所以强调本案的程序意义,是因为,不像美国和欧盟法院可以在商标诉讼阶段直接撤销或无效涉案商标(欧盟法院是“附条件”的撤销或无效,详见本文第三部分),我国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并不能直接撤销或无效商标,权利人只能另外通过繁冗甚至循环往复的行政确权程序进行处理。此时,民事判决若能起到实质意义上的撤销或无效商标的效果,无疑能更有效地协调和衔接民事程序和行政程序,具有重大的程序价值。下文先对“歌力思”案进行简要介绍,然后从实体意义和程序价值两方面予以进一步评析。

一、案情简介

深圳歌力思服装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6月8日,2011年11月4日更名为深圳歌力���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歌力思公司”,即本案一审被告),其拥有第1348583号“歌力思”商标(第25类服装等商品,核准注册于1999年12月)和第4225104号“ELLASSAY”商标(第18类钱包、手提包等商品,核准注册于2008年4月14日)。

一审原告王碎永拥有第7925873号“歌力思”商标(第18类钱包、手提包等商品,核准注册于2011年6月21日),其还曾于2004年申请注册第4157840号“歌力思及图”商标(第18类钱包、手提包等商品),后被北京高院判决认定该商标不应予以核准注册。自2011年9月起,王碎永先后在杭州、南京、上海、福州等地的“ELLASSAY”专柜公证购买带有“歌力思;ELLASSAY”字样吊牌的皮包。2012年3月7日,王碎永以歌力思公司及杭州银泰世纪百货有限公司(“杭州银泰公司”)生产、销售上述皮包的行为侵害其商标权为由提起诉讼。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歌力思公司及杭州银泰公司构成侵权,判决其承担停止侵权行为、赔偿王碎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10万元及消除影响。[1]歌力思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歌力思公司及王碎永均不服,向最高院申请再审。

最高院判决认为,[3]歌力思公司拥有合法的在先权利基础,其使用方式和行为性质均具有正当性,王碎永以非善意取得的商标权对歌力思公司的正当使用行为提起的侵权之诉,构成权利滥用,由此,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王碎永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实体意义:任何人不得滥用权利

实践中,类似“歌力思”案这种恶意取得、行使商标权并主张他人侵权的案例并不少见,对此类行为的态度,我国商标司法及立法实践已逐步做出了回应。如,最高院早在2009年就明确指出,“注册人或者受让人并无实际使用意图,仅将注册商标作为索赔工具的,可以不予赔偿……”[4]。又如,2013年《商标法》第59条第3款规定了在先使用抗辩,第64条进一步明确了没有使用的商标不能获得赔偿。再如,在此前类似的“七色花”案、“优衣库”案等判决中,法院一般不支持或仅部分支持作为原告的恶意抢注者的赔偿请求,但认定作为被告的在先使用人构成侵权。